參與、審議、流亡社群,以及權力在哪裡沒有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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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參與式預算、社區營造與審議民主走過三十年,參與的形式一路擴張,居民能決定的那個上限始終沒變。溫嶺全市十三年的有拘束力通道移動 6,183 萬元,澤國鎮一鎮一年的無拘束力通道就移動約 7,345 萬元。停下來的東西,落在授權者願不願意回應這一層。
Zcash 2026 年 6 月披露 Orchard 屏蔽池潛伏四年的偽造漏洞,市場替「無法證明池內存糧是否被動過」即時定價、ZEC 暴跌近五成。本文以蓋吉斯之戒思想實驗為主軸,論證「增發多少」這把道德量尺零點量決策規則、零點以上量傷害規模,中途換了單位。它量得到對非人格化信任的正直,量不到完整人格,最終真正在量的是制度,穩態量制度、窗口量人。
過去五年,三種跨國社群被放到同一個「新政治社群」的問題檯面——流亡社群、Balaji 那條 Network State 路線,還有 QF/RetroPGF 那套 Coordination 派。外觀很像,處理的政治層級完全不同。這篇把三者並置不是要排光譜,是要讓彼此互相照出盲點,尤其讓流亡社群當照妖鏡,把合法性、退出、機制這三個被偷換的語彙重新壓回地面。
海外社群做社會運動,到底在做什麼?為什麼他們總是在吵架?為什麼能見度那麼高,結構卻那麼難動?這篇整理了我最近幾個月讀完的一堆離散政治與社會運動文獻的心得,從 MEK、SWHK、ANC、Mahsa Amini 到西藏流亡 NGO 生態,嘗試把資金來源、組織資本、境內連結與政權可穿透性四個變數組合起來,重新設計一套不只看能見度的成效尺。
把革命的發動者分成「群眾」或「知識分子」,這組提問從 19 世紀末就問偏了。當代革命社會學已經把問題改寫為動能、框架、動員機器的三元耦合,流亡者作為在場的缺席者佔據了樞紐位置,結構優勢與結構限制來自同一個邊緣。